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

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

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湖湘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民俗性。湖南人在古代被称为“蛮人”，固有刻苦耐劳的“霸蛮”性格，说话以直率、泼辣著称。这就造就了湖湘文化“朴实”的特色。湖湘文化历来崇尚实际，不尚空际，办事讲究实效；湖湘文化历来崇尚进取创新，反对因循守旧；湖湘文化历来倡导朴实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湖南普通民众的性格。湖南的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历史遗产都体现了“鱼米之乡”的乡土风格。

(2)包容性。湖湘文化历来具有崇尚真理、兼容并蓄的风格。这种文化的包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不仅湘籍人士为湖湘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非湘籍人士也为湖湘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湖湘文化并不都是湖南人创造的。李肖聃在《湘学略》一文中专门记载了非湘籍人士对湖湘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明确指出“屈子楚人，非生于湘中，第被放至此耳。”但他始创了湘学，成为湖湘文化的初创者。此外，柳宗元、胡安国、胡宏等都不是湖南籍人，他们来到湖南，为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湖湘文化不尽在湖南，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湘籍人士也宣传和弘扬湖湘文化，扩大了湖湘文化在国内国际的影响。这表明：湖湘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与整个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使自己不断优化和发展。

(3)历史性。湖湘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文化。湖南古代乃荒蛮锢塞之域，直到唐朝还是安置贬官谪史的地方，在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中，先后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才逐步形成了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相对稳定并具有历史传承性的地域文化形态。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分不开的；在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发展

1、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而且要建设精神文明。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精神文明具有重要作用。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崇尚实践”的实干精神、“民为邦本”的民主精神、“保种救国”的爱国精神等都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只有弘扬湖南人精神，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三大文明。哪里有困难，哪里就需要奋斗。要奋斗，就需要有精神动力。“湖南人精神”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

2、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是实现湖南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湖南现代化，因为湖南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湖南的现代化，因为湖南人居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要实现湖南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就必须认真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的伟大精神。思想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现代化的思想，就没有现代化的实践。湖湘文化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从王船山到魏源；再从魏源到毛泽东，开了中国近现代思想解放之先河，推进了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与时俱进，逐步实现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王船山率先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程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禁锢，创立了具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光辉的哲学体系，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魏源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主张；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首创者。毛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为实现思想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现代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可见，弘扬湖南人精神，确是实现中国现化代，包括湖南现代化的需要。

3、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是打造和谐湖南的需要。

蕴藏在湖湘文化中的湖南人精神，反映了湖南人的共同特性，体现了全体湖南人的思想风貌。弘扬湖南人精神，必然使湖南人民大众一心，同心同德，增强湖南人民的团结。湖湘文化具有“通天人之故”，穷“大本大源”的致思趋向。几千年以来，湖湘学者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不断地探索宇宙固有的客观规律，认识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湖湘文化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人和谐统一”，“民族与民族和谐统一”的和谐理念；倡导“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的处事方式；具有“与人为善，与邻为善，”“亲仁善邻”的宽广胸怀；富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国理念；彰显关心他人，体恤民众的人文关怀；推崇“道德教化”，“内圣外王”的治国方略。这些文化精粹对于打造和谐湖南，构建和谐社会确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长沙生活两年，感觉湖南人性格整体脾气比较大，说话冲，不细腻，但有的不拘小节，较虚荣。

湖南土著文化有哪些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二者融贯，构成了独特的湖湘文化。

湖南省现有地方戏曲19种，艺术表演团体近100个，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湖南花鼓戏。花鼓戏《老表轶事》入选2007—200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实现了在国家级精品剧目评选零的突破。大型山水实景节目《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上演。

相关说明

湘方言（也叫湘语）是湖南省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包括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益阳、娄底等，2010年统计约为4500万人口。湘语从内部语音差异上看，又有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分别。老湘语广泛流行于湖南中部宁乡、衡阳等地，新湘语流行于长沙、株洲等大中城市。

西南官话在湖南主要分布于湘西北和湘西的大部分地区和湘南的郴州市区和部分城镇，西南官话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在湘西北、湘西一带影响很广泛，是湖南省的第二大汉语方言，是湖广地区（湖南湖北）的第一大方言。

湖南的土族文化主要是先楚和楚国的文化，具有中国上文化的样式和纹饰，又有湖南土著文化的特点

湖南地区完全归入楚国的版图，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和楚国重要的南疆。湖南进入楚国时代。在楚国时代，湖南各民族居民，原始氏族制度逐步解体，并在中原和楚国文化影响之下，开始越过奴隶社会直接跨入了封建化的历史进程。铁器的使用第二章先楚和楚国时代湖南文化和推广，使湖南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获得发展，文化日益兴盛。特别是战国后期和楚都郢失陷后，大批楚贵族和士族的徙入，更促进了湖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辗转沅湘间0余年，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楚文化和中华文明宝库的极其珍贵的遗产，深远地影响了湖南文学和湖湘文化的发展。湖南地区出土的楚帛书、帛画，早已驰名中外；湖南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铸铁器和第一柄钢剑。在楚国辖下的数百年间，湖南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楚文化，对后来的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湖南境内原土著“蛮越”民族，地域虽日趋缩小，但其民族文化仍获得了发展，成为后来湖南文化发展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湖南的商代文化遗址，一般均出土有大量石制工具，诸如各种类型的石斧、石锛、石刀、石锄，以及石凿、石铲等等。这说明湖南各族居民在商代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但石器大多磨制甚精，并出现不少新的器型，如弧背穿孔石刀、马鞍形石刀、有肩穿孔宽刃石锄等。商代中期以后的遗址出土了一些小件铜制工具，特别是铜斧，宁乡黄材出土的铜罍中就贮有224件。此外，益阳、华容、邵阳等地也有铜斧出土。石器制作的进步和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无疑促进了湖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各商代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锄、石铲、铜斧等均属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商代的湖南各族居民的经济生活仍以“刀耕火种”和锄耕农业为主。石斧、铜斧以及各种类的石刀，主要是用于砍伐山林，然后放火烧荒。它们的大量出土，表明商代湖南的丘陵和山区，“刀耕火种”是普遍的一种耕作方式。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湖南已推广水稻的种植。商代湖南各地，特别是洞庭湖区和湘中平原，无疑仍主要种植水稻。但也种植小米（即粟），特别是丘陵山地较多。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的“大禾”人面方鼎，即反映铸鼎的那一年，“禾”（即小米）获得了大丰收。此鼎很可能就是用于祭祀天地、庆贺小米大丰收的。安仁何古山遗址上层出土的铜牌，以谷粒形为纹饰，反映了小米生产的发展及其在山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多以牲畜为饰，反映了牲畜饲养业的发展。如1938年出土的宁乡四羊方尊，其腹部以四只羊的前半身为饰，羊头上双角盘曲，颌下有须，喉下有肉髯，神态安详形象逼真。从弯角看，似为绵羊。从有须髯看，又似山羊，但无论属何羊种，均系家羊。又如长沙跳马涧出土的两羊尊，是以两只前半身羊，背负一圆尊头角弯曲，颌下无须。此外湖南出土的商代铜器中，还有不少用羊首作装饰。以羊为饰的盛行，说明湖南地区商代已饲养着大量羊群。1977年于衡阳市包家台子出土的牛尊，整体为一水牛形象

湖南土族文化有“蛮濮和“越“巴各族，以少数民族遗存的土著巫傩文化遗产和秦汉以后本土文化融入中原文化形成的

湖南有着多种节日风俗在此交织。例如每年的春季，2~3月的期间，岳阳就会举办观鸟旅游节，在这一天，鸟类学家们分别从世界各地赶过来，目的就是参加这一年一度的观鸟盛宴。

湖南土著文化有很多比如说有包装或者做年糕对等的活动都是有一些文化气息